民谣不再火热？乍听上去，这似乎是天方夜谭。
记得我第一次听民谣是来自于宋冬野的《董小姐》，后来被选秀选手左立传唱四方，一时间主流媒体的目光都投向了左立，但是人家并未关心到这首歌曲的原唱，我当时对着屏幕一阵唏嘘，不是说他唱的不好听，是想说民谣真的要这样被带的火起来吗？
就算从线上来到线下，在喧闹的春节假期里遇到一段熟悉的民百思特网谣旋律也不是什么难事，街头巷尾的服装店、餐厅，陌生人的手机，出租车里的广播电台，姑娘、远方、斑马、香烟等等事物在吉他扫弦的声音里交织成某种特定的亚文化符号，让所有民谣歌迷可以相视一笑，辨认彼此。
2018和2019的交汇点上，逼哥李志结束了十几年的独立音乐人生涯，签约大公司。在面对《智族GQ》杂志的采访时，他给出的理由之一是“收入没有增长空间，但涨成本却停不下来”，另外一个出现最多的理由，是累；去年年底，曾写下《米店》和《白银饭店》的张玮玮开通公众号“白银饭店”，在第一篇文章《开张》里，他说要找一种“新的表达”，同时宣布暂停所有的演出；赵雷抱着吉他走上了《我是歌手》的舞台，让很多不熟悉民谣的人恍然大悟：“原来《成都》是他唱的。”；朴树也频频出现在电视节目里，弹幕里有疑似零零后真诚发问：“他是不是又要哭了？”
曾经创造过辉煌的那一代民谣歌手，有的低调隐退，有的坦然拥抱商业，有的重复自己多年前写下的旋律，而每年新诞生的民谣歌曲，大多数都陷入一种更大的重复里。从小众走向大众，民谣用了很多年，而一种大众文化被另一种取代，往往是转瞬之间的事情。比如在当下最热门的短视频软件里，相比于民谣，普通人更钟爱听上去热热闹闹的音乐。
甚至韩国女团BlackPink都用抖音与粉丝互动。
民谣不真诚了
和其他音乐类型相比，民谣更像是一个社会概念——毕竟大多数歌迷，甚至包括歌手自己，都无法在技术层面给民谣划出一条清晰的边界。一把吉他，一支口琴，再加上其他几样简单的乐器伴奏，和缓的旋律，诗意的歌词，回环往复，一点点叩开听众的内心。
听民谣，很多时候不是被音乐本身打动，而且被某一种情绪感染。用互联网创业的话说，民谣是一种很容易“讲故事”的音乐形式，歌手的生活际遇与听众达成共鸣，为民谣带了第一批听众。
2013年，《中国好歌曲》节目现场，赵雷在台上唱自己写的《画》，台下的导师刘欢一下子选中这首歌，他激动地一再称赞这首歌的歌词是“神来之笔”。如今再看看这首《画》，仅从歌词而言，就比那首让赵雷大红大紫的《成都》好上不少。
“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百思特网亮/把我画在那月亮的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再画上一张床/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花边的被窝/画上灶炉与柴火/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我没有擦去争吵的橡皮/只有一只画着孤独的笔”这种从困顿生活里生长出来的诗意，自然要比“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带给人更深的触动，难怪刘欢忍不住击节称赞。
如今，遗世独立的民谣也要走选秀的路子了。
也就是短短五年前，那时候的赵雷虽在音乐圈里已有名声，但还没有到后来家喻户晓的地步。他租住在北京的一座四合院里，和父亲一起生活。夜深人静感到孤独的时候，他就拿起笔，写下自己彼时最真切的感受“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作品的基数在不断扩大，这种民谣最初征服人心的真诚力量，正在迅速消散。南方、女人、眼泪、烟草、吉他等等在民谣里重复无数次的意象被一些网友通过大数据抓取出来一再嘲弄，用来证明民谣的套路化。更有人毫不留情地调侃，现在民谣歌曲中唱到的远方一般只有三种：南方、北方和北京，而那里，总有一个追也追不到的姑娘。
前不久，女歌手花粥的《盗将行》，因为“蜀中大雨连绵/关外横尸遍野/你的笑像一条恶犬/撞乱我心弦”的歌词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而受到批评，激动的花粥与网友一番唇枪舌剑之后，把微博删的只剩下两条。当然，这种歌手本人的极度个性，并不能掩盖这首歌本身的乏善可陈，而这首歌本身的凑合，也没法阻挡它在网络上的大火。
模式化的创作降低了民谣本就不高的门槛，歌手和听众一拥而入，一度达到了“凡有井水处，必有民谣声”的地步，也把这种矫情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坐在大学宿舍、躺在出租屋、走在空无一人的长街上，被民谣感动得一塌糊涂的时刻，好像越来越少了。
赵雷唱火了小酒馆，民谣却在人声鼎沸中迷失了方向。
动听的歌好写，诚恳的歌难得
小众，曾经是民谣听众赖以自处的边界，他们藏在线上的豆瓣小组和线下的昏暗小酒吧里，三五成群，窃窃私语，分享喜欢的音乐，交换彼此的感动。他们嘴上说着希望民谣歌手早日红起来，以摆脱生活的困境，但往往又暗自享受这种私密。
直到有一天，身边所有人的手机铃声都换成了《斑马斑马》和《董小姐》，老歌迷才幽幽地说上一句：“我听宋冬野的时候，你还不知道这胖子是谁呢。”以此亮明身份。
和粉丝不同，宋冬野的小众时期，日子并不好过。2013年，宋冬野二十六岁，第一张专辑《安河桥北》发行，在那之前，他的名字没有多少人知道，只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北京胖男孩。十三岁的时候，宋冬野的父母离异，他常常去奶奶那里，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安河桥，在这里他度过了不少开心时光。从北京的一所大专毕业后，宋冬野为生活奔波，后来遇上了马頔和尧十三，开始一起做音乐。
宋冬野这样的非专业出身，在民谣圈并不少见。尧十三毕业于武汉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李志在东南大学自动化专业读到一半退学，周云蓬是长春大学中文专业的毕业生，上面提到的花粥则毕业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相比于其他类型的流行音乐，民谣不需要多么复杂的词曲编排，也不需要一套完整的娱乐工业体系作为宣发支持，很多人单打独斗，就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路。
李志有一首歌叫《热河》，唱的不是河北热河，而是南京的热河路。歌里唱这里理一次头发只要五元钱，感动了不少人，有的跑到热河路两边的围墙上，画下逼哥的头像。最终，这些涂鸦被相关部门当做胡写乱画清理了，热河路上也再看不到那个来理发的落魄学生。
这看上去像一个悖论：民谣歌手用生活的磨砺创造直击人心的音乐，凭着这些音乐摆脱了生活的磨难，但当安逸和新粉丝包围他们的时候，一些老歌迷却因为失去共鸣而渐渐离场。民谣歌手当然不该天然受穷挨饿，只是有了商业包装加持的他们，距离最初那一批民谣受众已经越来越远了。
李宗盛曾经说：“动听的歌好写，而诚恳的歌难得。”事实诚然如此。
诚恳的歌手似乎越来越少了，于是，近年来李宗盛、周华健等老歌手开始翻红。
民谣的新长征路
《探清水河》很红，一个版本是德云社相声演员张云雷唱的，还有一个版本是歌手晓月老板唱的。晓月老板还有另一手代表作《思凡》，虽然已经被下架，但在民谣听众里几乎无人不知。多年前，晓月老板还以“六中晓风残月”的网名混迹于口琴贴吧，时不时分享琴技，吧友纷纷留言“大神”。
从民间大神，到著名民谣歌手，晓月老板完成了一次标准的民谣歌手式进阶，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所谓专业歌手那里，就能得到承认。2018年的一档音乐综艺里，华晨宇面对晓月老板的表演，毫不留情百思特网地点评：“这是20年前的音乐”。惹来两方歌迷一场不大不小的口水仗。
事实上，除了主流音乐界，民谣圈内部也形成了大大小小的鄙视链。鄙视链顶端的周云蓬，凭借一首《不会说话的爱情》，获得2011年度人民文学奖诗歌奖，鄙视链中间的苏阳、低苦艾、张玮玮、尧十三、衣湿乐队融入地域元素，满足了都市人关于远方的想象，至于鄙视链底端的民谣，还在重复着廉价的爱情或苦难，或者加入一些不伦不类的古风元素。
还有些歌手比如陈粒，开始有意无意地拒绝民谣歌手的标签。
如果记忆力够好，应该不会忘记，在眼前的这场民谣热前二十年，还有一场民谣热，而那场潮流的主角，是高晓松、老狼、叶蓓，是校园民谣。
在白衣飘飘的时代，民谣的经典出场形象就是长发加木吉他。
1994年月，一张叫做《校园民谣》的专辑问世，日后大名鼎鼎的《同桌的你》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都收录其中。磁带的封面写着“每一首歌都来自一个动人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发生在你生活的四周”，背景是大学的阶梯教室。每一个经历过大学生活的人，应该都对这样一张专辑没有抵抗力。校园民谣里，除了缱绻缠绵，还有其他的属于年轻人的情绪。比如许汉秋的那两首《长铗》《未名湖是个海洋》，至今听来仍能感到一种遥远、陌生而有力气质。
校园民谣的大热没有持续多久，说起来原因也简单，九十年代初之后，国家不再负责分配大学生工作，就业压力一下子压进校园之内，面对青面獠牙的就业市场，悠闲歌唱的基础不复存在，校园民谣也成为过往。对此，周云鹏把校园民谣的衰落总结为社会结构的变化。你看，在时代变迁和生活压力面前，民谣也同样没什么抵抗力。
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民谣大概是历史最悠久的音乐形式。《诗经》中的国风是民谣，秦汉的乐府诗是民谣，王洛宾收集的西北民歌也是民谣。民谣总不是多么华丽，质朴贴切是它长久不变的底色。
但愿在这个“歌太多了耳朵不够用”的时代，因真诚而传唱的民谣，不要因为不真诚而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