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5日上午，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称：“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当我们为自己民族传承至今的灿烂文明而自豪，也包容和欣赏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成果，这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中国人传统思想里，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是天下大同。何为大同？用今天的话来理解，其实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谈到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有过十六字的经典表述，那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各类讲话中多次引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表述，今天我们就从这十六字出发，来看看费孝通先生当年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提出这十六字的理念、后来又进行了怎样的补充和完善。
十六字的提出
这个十六字理念的提出，是在费孝通先生的八十寿辰聚会上，那是在1990年的12月，在题为“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演讲时提出的，不过这个演讲全文发表在《读书杂志》1990年第10期上，可见费老对这个问题已经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
费老的晚年著述中，这篇文章有特殊意义。写在文章末尾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费老第一次完整、正式地在国际学界提了出来。那是中国学者对人类前沿问题思考深度、研究成果的一个标杆。1949年以后，在社会和人文学科领域的国际论坛上，由中国学者标举的类似思想制高点极少出现。
不过在追溯这段历史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出生于1910年的费孝通先生生平。
费孝通
费孝通先生于1930年到北平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1935年通过毕业考试，并取得公费留学资格。
1936年夏，费孝通去英国留学，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费孝通先后对中国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进行实地调查，提出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策略。同时，开始进行一生学术工作的总结，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的重大命题，并出版有《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从实求知录》等著作，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1992年费孝通发表《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收入自己80年代以来考察沿海乡镇企业的主要研究报告，就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其在改革和国民经济中的位置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到了1990年，费老已经退休，因此他在“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演讲的开场就说：“八十岁可能是一条年龄界限，跨过了这条线，一个人会觉得心情上轻松、自由些，因为余下的岁月已不大可能改变这一生已铸下的功过了。他可以有平静的心情来检视过去在人生道上留下的步步脚印了。”
在此次演讲中，他对老同学Edmund写的《Social-Anthropology》一书中所提出的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后，做出了相应的答复。
对于研究人类本质的学科——人类学，他与Edmund呈现出不同的看法，在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与研究后，费老坦言认真地以人类学方法去认识中国有助于中国的发展，人类学可以作为一门科学。不同的地域有其自己的国情与历史文化，深刻影响着学者的价值判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分析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如何在分歧与差异之中学会互相包容和欣赏，为世界的持续和平做出贡献，人类学从某种角度而言并不仅仅是几个人的学科。
可以说，在此次演讲中，费老总结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十六个字，极具美感，在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问题上，当得起“箴言”。
“各美其美”说明尊重文化多样性，首先要尊重自己民族的文化，培育好、发展好本民族文化。因为尊重文化多样性是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内在要求。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精粹。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中，民族文化起着维系社会生活、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是本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根基。
“美人之美”就是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必须遵循各国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则。在文化交流中，要尊重差异，理解个性，和睦相处，共同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说明尊重文化多样性是实现世界文化繁荣的必然要求。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各民族文化都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丰富了世界文化，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繁荣。只有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世界才更加丰富多彩，充满生机和活力。
简而言之，意思是人们不仅要懂得各自欣赏自己创造的美，还要包容的欣赏别人创造的美，这样将各自之美和别人之美拼合在一起，就会实现理想中的大同美。大同美究其本质而言，就是拼合不同的美而达到的一种平衡。
十六字理念的深入
1993年6月，费老结束为期半月的山东调查，回到北京，接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局二处转交的一封信。发信人是印度已故总理拉·甘地遗孀索尼娅·甘地，邀请费老出席将于1993年11月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第四届英迪拉·甘地国际会议。
英迪拉·甘地国际会议创始于1987年，每两年举办一届。每一届会议，都聚集了国际上有代表性的思想者，议论天下事，为人类共同发展贡献思想。1993年会议主题是“重新定义良好的社会”。
费老决定于1993年7月7日至15日，和助手张冠生一起到北戴河起草文章。出发前，费老委托助手带了一本《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费老和张冠生说：“你看看这个邀请函。出席这个会议的人，很多都是世界知名学者，规格很高，是国际学术交流的好机会。我准备接受邀请，去会上做一个发言。会议的主题，我把它翻译成‘重释美好社会’。我们要准备一篇文章。”
谈到文章的布局和立意，费老认为：
“从世界范围看，大家都希望生活在一个美好社会里边。但是现在的社会还说不上美好，还有很多人在饥寒线上挣扎，还有冲突和战争。这样，就把美好社会的愿望寄托在未来。在人们的盼望里边，未来该是一种怎么样的秩序？怎样达到和实现？很多人在讨论。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在世界上发言。
从我们中国的历史看，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人热烈地讨论人与人怎么相处才好。讨论很热闹，到了百家争鸣的程度。从现状看，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快，引人注目。新儒家也有一些讨论成果。所以说，中国人有资格对这样的问题说话。中国人要对21世纪世界秩序发表看法。
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我已经搞了十年，有了点成果，算是一个段落，再下去就难了。整个中国经济进入到世界经济里边去了。跨国集团啦，贸易啦，金融啦，房地产啦，股票啦，等等，不熟悉了，不怎么懂啊。要去研究，就吃力了。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提出了很多问题，大问题。其中有一个需要在意识形态上沟通、理解、协同努力的问题。经济上休戚相关、兴衰与共了，文化上还是各美其美。也就是说，生态方面已经进入共同网络，心态方面还是没有形成共识，两者不协调，这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讨论起来，别人从经济上、哲学上、伦理上讲这个问题，我可以从我的优势讲这个问题，从人类学里边打出去。假如能够讲得好，一炮打响，从印度回来后，文章还要在《读书》上发表。国内文化人都看这本杂志的。如果能够产生影响，就会有助于形成一股风气，让大家知道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注意。
文章要谈出三个层次的秩序。生态秩序，由人与资源、人与土地的关系构成；社会秩序，由人与财富、人与分配的关系构成；心态秩序，由人与人的关系构成。”
7月12日文章初稿出来后，费老看过一遍后嘱咐道：“要把心态秩序解说得比较详细，说清楚。”7月13日上午，抄出文章清样。费老确定题目为《对“美好社会”的思考》。费老说：“这个演讲，关键的话就是那么几句。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过去处在分散状态的不同群体，已经在经济上联成了一体。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在这种局势下，各个群体在意识形态上还抱着各行其是、各美其美的心态，就不利于大家发展，不利于共同繁荣了。各美其美的心态，是在不同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条件下形成的，有它的历史成因。现在时代条件变了，要提高一步，从各美其美走向美人之美。要容忍和理解别人在‘美好社会’的观念上有不同的标准。不以力压人，不以意识形态的不同去干涉别的主权国家的内政。有了这个基础，大家才可以和平共处，互相协作，共同繁荣。”
解读“君子和而不同”
很奇妙的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又极好地阐释了另一句也被习近平主席多次引用的名言“君子和而不同”。
这句话出自《论语·子路第十三》。原话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何晏《论语集解》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就是说，君子内心所见略同，但其外在表现未必都一样，比如都为天下谋，有些人出仕做官，有些人则教书育人，这种“不同”可以致“和”；小人虽然嗜好相同，但因为各争私利，必然互起冲突，这种“同”反而导致了“不和”。
“以和为贵”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君子和而不同”正是对“和”这一理念的具体阐发。“和而不同”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和一致。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有两个观点极具现实价值：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个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前者已被《世界人类责任宣言》确定为全球治理的“黄金规则”；后者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多元世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平衡和谐，“以和为贵”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君子和而不同”正是对“和”这一理念的具体阐发。
其实，“和”与“同”的概念，最早不是孔子提出来的。《国语》和《左传》中都有史伯与晏子议论“和”“同”的记载，比如史伯在《国语·郑语》中说：“以他平他谓之和。”这里的“他”有“不同”的意思，在不同中寻找相同相近的事物或道理，也就是寻求“和”的过程。史伯和晏子从哲学和自然规律上来讲“和”与“同”，孔子则将其引申到社会领域，用以阐释做人的道理，视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特征之一，可见孔子对“和”的重视。
宋儒注重义利之辩，认为义、利水火不容，即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何晏注解的基础上，宋儒更明确地以义利观来解释“和而不同”，认为君子的“和”是“义”的结果，小人的“同”是“利”的驱使。这种解释思路一直延续到清末，比如刘宝楠《论语正义》所说的“和因义起，同由利生”，与宋儒一脉相承。
孔子的本意是否如此，或者说，孔子是否认同后人的解释，不得而知。笔者以为，对“君子和而不同”的理解，在当今时代似应超越“义”“利”的道德范畴，而上升到思想方法和处事哲学的高度加以阐释。
从哲学意义上讲，“和”是和谐，是统一，“同”是相同，是一致；“和”是抽象的，内在的；“同”是具体的，外在的。“和而不同”，就是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和一致。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和而不同”这一两千多年前的古老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项准则和一个目标。“和而不同”，是世界多元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反之，“同而不和”就必然导致纷争乃至战争。现在，人类拥有的核武器可以在瞬息之间毁灭地球和人类自身。如果只强求“同”而不谋求“和”，矛盾冲突激化而导致核大战，那结果只能是共同毁灭，所以说，“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法则。
那么，怎样才能达成“和”的局面呢？实际上，孔子已为我们指明了答案———“不同”，也就是不强求一致，不重复别人。只有在大目标不冲突的前提下，承认差异，包容差异，乃至尊重差异，才能化解矛盾，共存共荣。
只要愿意共存共荣，就必然要磨合。磨合就是通过接触、交流、对话来建立共识，以达到“和”的目的。事实上，各国各民族不同的文明一直处于时断时续、时好时坏的磨合之中。磨合得好，才能比较顺利地从经济全球化过渡到文化上的多元一体，经过不断的磨合，最终进入“天下大同”的境界。这里的“大同”，是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外在的相同一致，实质上就是“和而不同”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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