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日常语境中，通常会用羡慕的口吻说，古代的男人可以三妻四妾，这可真幸福呀，但事实上，这句话的表述并不准确。
准确的表述是，古代中国一直以来，实行的都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度，这种制度一直实行到废除小妾这种制度的新社会为止。
很多人说三妻四妾这句话，想表达的意思无非就是，古代的男人可以合法地拥有很多女人，这才是让现代男人羡慕的地方。
关于古代男子为什么要纳妾，这其实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因为他涉及到了古代政治的核心要素，权力的分配问题。
在自然界的动物之中，尽可能多的产生后代，是动物的本能，这种本能，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愿望，古代的上层社会的男性，总是以拥有更多的女性为荣，他们像占有商品一样占有女人，上至皇帝，下至小官吏，每个不同层级的精英，都想拥有更多的女性。
拥有女性，从而让基因传播下去，这是与生俱来的动力的，但纳妾制度的特殊性在于，为什么会产生纳妾这种婚姻安排，全部都当做妻子不好吗？
古往今来，产生过无数的，妻子和小妾之间的斗争，也诞生过无数的悲剧，都地位平等的搞城妻子，这样难道不好吗。
况且古代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如果规定可以娶多个妻子，那么对于很多强权人物的联姻是非常有利的，借着婚姻关系，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干嘛非要搞成一夫一妻多妾制度，这样一来，妻子的地位和身份，要高于妾室，这不是平白无故是家庭增加矛盾吗。
赵姨娘就是因为嫉妒和愤恨，差点弄死宝玉，日防夜防家贼难防，这家家庭内部下黑手很容易得逞，古人那么聪明，为什么要设计出来这一套，明显在家庭内部造成矛盾的制度呢？
这个问题，就要涉及到中国政治的核心，我们经常说，中国古代政治成熟得比较早，什么叫成熟的比较早，那就是很早就建立了比较稳定的政治结构，而这种结构要想稳定，就必须要解决权力的继承问题。
中国很早就确立了父死子继的传统，因为无论如何，兄弟都不可能亲过儿子的，但是国君往往儿子众多，让那个儿子继承，这就是问题，于是就有了嫡长子继承制。
古代的国君同样可以有很多妻子，但是正妻只能有一个，她生的孩子就叫嫡子，说得直白一点，必须要给国君的孩子，划分出等级，大家要是平等的话，这王位的争夺就比较激烈了。
除了王位之外，其他等级的贵族，大夫同样有权力财富需要继承，因此必须产生出一种，能够明确哪个孩子有继承权的制度。
父亲都是一样的，因此只能从母亲的身份来区别孩子的身份，这样一来，就非常有必要，区分妻和妾，只有女人有了地位的区分，这个家族的继承问题，才有明确的解决方案，平等的娶很多妻子，这样一来，会给国家或者家族在继承方面造成很大的麻烦。
因此，在家庭内部，必须要有妻和妾的区分，妻子和丈夫的地位是平等的，而小妾等同于商品，可以买卖。
而且小妾的孩子，在名义上也属于妻子的，因此很多男人在妻子没有孩子的情况下，会纳妾，甚至妻子都主动给老公纳妾，目的就是为了家庭能够有男性继承人。
想要更多的女人，这是男性刻在基因里的需求，但是纳妾制度本质上，是因为继承制度才产生的，一个男人不管你想拥有多少女人，都只能有一个妻子，这是继承方面的本质要求。
夏朝以前，帝王采取禅位製，也就是现任推荐下任，选举有德行的人来继承王位。
因此，上古时期的帝王生活简朴，后妃数量也不多。
《通典》记载：帝喾、尧帝均为四个妃子，嫡妻为正妃，其余三人为次妃；舜帝仅有两个妃子。
夏朝开始，帝王的位子不再实行禅位製，改为父子相传，帝王妻妾的数量也开始剧增。
《春秋》记载：夏朝时期，“天子娶十二女”，形成了一种制度延续下来。到了商朝，天子娶女达到了三十九人，设正妃为后宫之主。
《周礼》记载：“天子后立三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
西周时期，妃子的数量进一步增多。
天子嫡妻为后，其余的依照尊卑顺序分别为夫人、嫔、世妇、女御等五个级别。
这种制度和外朝的六官制度相映成趣，即后对应王，三夫人对应三公，九嫔对应九卿，二十七世妇对应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御妻对应八十一元士。
周朝时期的诸侯妻妾为十人，大夫为三人，卿士为两人，即一妻一妾。
汉朝时期规定，对朝廷有特殊贡献的功臣可娶妻妾九人，大夫三人，士人一妻一妾。
唐朝时，诸王可娶妻妾十三人，郡王及一品官员可取妻妾十一人，逐级递减。
明朝时期，藩王可娶妻妾十一人，郡王为五人，将军为四人。
从上古时期，到元朝初年，平民百姓一直都是一夫一妻制。
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期，四川道提刑按察使谭澄发现，有一些庶民到了四十岁还没有儿子，心生怜悯之情，于是向忽必烈请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宜令民年四十无子听取妾，以为宗祀计。”
忽必烈准奏，并提拔谭澄为交城县令。
自此，平民到了四十岁还没有生子，可以纳妾一人，以此提高生育儿子的几率。
明清时期，纳妾已经成为了士大夫、富人阶层的家常便饭，只要花得起钱，数量是没有上限的。
清末民初的军阀张宗昌家有姨太太数十人，其中有据可查的就有二十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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